1990年春节,我第一次进了城

2018-02-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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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0年2月,我们全家去广州探亲。彼时,去大城市玩一趟,对我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乡下人来说,兴奋之情自不用提。

如今从老家出发去广州,可以在武汉坐高铁,几个小时就到了。那时候却非常麻烦,京九线不存在,高速公路也没有,我们只能先坐船去武汉,再坐火车。

我家、大舅家和姨妈家的众人,坐着乡村公交车到市区的港口,一进门,乌泱泱的都是扛着大包小包的人。他们手上拿着长方形的船票,冲着站在台子上的检票员高喊。

那时我只有六岁,身高到爸爸腰间,也不知道大人是怎么突破“肉林”,把我带到船上去的。我只记得沿着通往船舱的甲板,爸爸妈妈急急地牵着我的手往前冲,夜晚冷森森的江风裹着我们的身体。

我第一次见到灯管里能绽放出如此雪白的光芒来。船舱里的上下铺都睡满了人,爸妈带着我挤着一张床睡。睡前我要撒尿,他们抱我下来,到甲板上,黑沉沉的江面能听到船桨搅动江水的哗哗声,对岸隐隐几粒灯火闪烁。爸爸说:“到黄石了。”

早饭是在船上吃的,白色泡沫饭盒和一次性筷子,是我第一次见到。吃的面条也因着新鲜,觉得分外好吃。中午,白茫茫的江面上,船往江中的另外一只船靠拢,我们心里都惴惴然,担心两只庞大的铁屋会相撞。

两船贴近,甲板搭起来,工作人员催着我们换到另外一艘船上去。那艘船带着我们去了武汉,我们站在甲板上看到巍然的武汉长江大桥。

从老家去武汉,我们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。

2

到了武汉,我们才发现买火车票是那么艰难的一件事。

去广州的票,无论是卧铺、坐票、站票全都卖光了。我们只好坐在武昌火车站的广场上,大人们就轮班去售票口等。妈妈把被子裹在我身上,抵挡夜晚的寒风。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那个滴水成冰的晚上的。

在等车票的漫长时间里,我们决定去逛逛武汉城。

二十多年后,经过武昌长江大桥附近的首义门时,我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六岁的时候,父母带着我去火车站的场景。

我记得我们经过了一家儿童游乐场,那些城里的孩子坐在盘旋的飞机里玩耍。高高的桥墩上,一列火车轰隆隆地开过去,我驻足抬头观看,那猛地响起的汽笛声,吓了我一跳。我们沿着长江大桥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,桥下浑浊的江水从脚下流到了我的家乡。

3

两天后,我们终于买到了车票,是春运期间的临挂。

坐在候车厅,不断有缺胳膊断腿的小孩过来乞讨。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,一只手臂的位置是空荡荡的袖管,另一只手伸向我们。我们都饿得要死,没有什么能给他们的。

那时的火车还是绿皮火车,到广州得三天两夜。我只是一个小孩,没有卧铺对我来说毫无影响,我打横睡在爸爸妈妈的腿上就够了。火车慢慢地开,边上的火车噌的一下子就过去了,我们乘坐的火车还是悠悠地、咚嘎咚嘎地走。

车厢里挤满了人,各有各打发时间的办法。我坚称坐在我对面的人都是外国人,因为他们说着一口我听不懂的话——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家乡话之外的方言。

到了晚上,大家浑浑噩噩想睡觉的当口,车厢后头忽然一阵喧闹。一群肩上扛着纸箱的男人,正强行向车上的乘客推销东西。

听妈妈讲,他们卖东西,一瓶水要十块钱,一包小吃也要好几十,那时的十块已经算是大钱了。但是,必须买,不买也可以,把钱直接掏出来给他们,不然一记耳光就扇过来了。

那些男人,一个个身强力壮,前面的乘客只能认倒霉,掏钱消灾。

我模糊记得,那帮男人中的一个问一位年轻的男乘客,“你买不买?”男乘客摇头,“啪”的一记耳光就扇了过去;又问:“你买不买?”男乘客还是摇头,又是一记耳光。

也不知道那位男乘客挨了多少耳光,大家都沉默着。

要么买,要么直接掏钱,不然一记耳光就扇过来了要么买,要么直接掏钱,不然一记耳光就扇过来了

我要探头看,妈妈紧紧按住我,用眼神警告我不要乱动乱说话。她惊恐的表情把我镇住了,直到卖东西的人走到了我表哥这里。

事后我听妈妈说,表哥假装睡着了,那男人怎么摇他,他都不睁眼,妈妈吓得大气不敢喘。还好,那男人又去找下一个目标了。

我们一家和大表哥在同一个车厢,大舅和姨妈他们在另外一个车厢。事后说起来,只有我们这个临时车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,乘务员和乘警也不管。那些打人的男人们,就是所谓的“车霸”。

4

好容易到了广州,

我们出了火车站,十八岁的表哥找到一家公用电话,给二舅打电话,说起在火车上碰到车霸的事。

我们坐着出租车去二舅家,车内有股怪味,让人闻着就想吐。然而车座上干净洁白的坐垫,又让我觉得很舒适。

怎么到了他的家,怎么打的地铺螺,我的记忆都非常模糊了。唯有记得第一眼看到他家客厅的竹床上,放满了各式各样包装鲜艳的零食——是给我的表哥,二舅的儿子吃的。当时我很想去拿,妈妈制止了我。

睡觉前洗澡,妈妈给我脱光衣服,蹲在卫生间莲蓬头下给我搓洗。二舅娘一直靠在卫生间的门框上,盯着我们。裸着身子的我,看看她,又看看妈妈,小声地对妈妈说:“能不能让她走开?”妈妈抬头说:“二姐,你早点去休息吧。”二舅娘依旧不动。

日后,我终于明白,她是担心我们用坏了她家的东西吧。对我们这些乡下来的穷亲戚,她一直不大热情。我们送给他们的母鸡,二舅娘一看到就说:“拿到外面去,拿到外面去,还不知道有没有消毒呢!”她只要了我们自己种的黑芝麻和花生。

二舅是我们家族的传奇人物。

他读书的时候,正好赶上了各种运动,小学勉强毕业,后来去参军,因着身体素质极好,当上了空军。

后面的故事我都是听妈妈说的,说是在部队上,他被某位司令员看中了,就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。大人们还热衷于反反复复地提一个细节——二舅对当空姐的司令员的女儿说:“我家里很穷,我也没有钱。”司令员的女儿说:“我不在乎,我喜欢的是你。”

两人就这样结了婚生了子,二舅也当上了飞行员。

在我们农村,绝对算是成功跳出农门的典范了。